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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三三节 被俘(十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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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德军似乎对我们的阵地势在必得,重炮、迫击炮的炮弹如雨点般落在了我们的阵地上。我从观察孔看出去,前沿阵地已经被淹没在一片浓烈的硝烟之中。

    我举起望远镜,竭力想看清对面德军的动静,看他们在炮击时,有没有出动步兵或者坦克,。但是一切都被烟雾遮挡住了,什么都看不见。

    德军的炮弹接二连三地落在阵地上爆炸,闪烁的火光,震耳欲聋的爆炸声,伴着四处横飞的弹片。虽然我待的地方相当很安全,但我依旧被吓得魂飞胆颤,双腿如同筛糠般抖个不停,幸好指挥所里就我一个人,否则我那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正面形象就全毁了。

    就在这时,一发炮弹在离指挥所几米远的地方爆炸,冲击波从观察孔直接冲进了指挥所,扬起的泥土像雨点般向我扑面而来。我及时地闭住了双眼,免得被尘土迷了眼,饶是如此,依旧被搞得灰头土脸。

    我担心指挥所被炮弹炸塌,连忙抓起搁在一旁的步枪,弯腰跑出了指挥所。

    等跑出指挥所,到处都是炮弹在爆炸,腾起的硝烟尘土遮天蔽日,仿佛突然黑夜降临。就在我不知该往何处去的时候,一颗炮弹在战壕前面爆炸,吓得我赶紧往地上一趴,听任崩飞的泥土劈哩啪啦地落在了我的身上。

    我爬起身,弯着腰沿着战壕继续向前跑,忽然又是一颗炮弹在我前方不远处的战壕里爆炸,巨大的气浪将我迎面掀倒,两侧的战壕也在爆炸中哗啦啦地塌了一长截,说时迟那时快,没等我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,半截身体已经被埋在了土里。

    没等我挣扎着爬出来,又一颗炮弹在附近爆炸,掀起的泥土又劈天盖地地砸了下来,将我埋得严严实实,一阵天旋地转之后,我便失去了知觉。

    过了不知多久,晕迷中的我感觉到有人在使劲地摇晃着我的身体,我慢慢地睁开眼睛,看着眼前摇晃着我的人,好像是上次我让他们夫妻团聚的那名战士,叫什么来着,瓦西里、安德烈、阿米斯还是其它什么名字,我居然想不起来了。不过为什么他的嘴张那么大,却没有发出声音啊?

    战士看到我睁开了眼睛,脸上露出了惊喜的神色,又张大了嘴巴。这次我隐约听到他的声音:“少校同志,您醒了,这真是太好了!”他说的话,要集中精力才能听得清,不知道是他说话的少,还是谁在我的耳朵里塞了一团棉花,害的我听不清楚别人说话。

    又过了一会儿,我听见有隐约的枪炮声在附近响起,猛地打了个冷战,马上明白自己正身处在战场上,刚才听不清战士说话,应该是被炮弹爆炸的冲击波震伤,听力受到了影响的缘故。在这时,我也想起了眼前这战士的名字,于是问道:“伊万,阵地上的情况怎么样了?”

    伊万焦急地回答说:“少校同志,阵地上的人都死光了,我们撤吧!”

    听他这么一说,我的心不禁往下一沉,连忙追问道:“乌嘎德中尉呢?”

    伊万低下头,低声地回答说:“中尉同志牺牲了。他被炮弹炸得粉身碎骨,连个完整的尸首都没留下。”

    “那米杜奇少尉呢?”

    “也牺牲了。”伊万接着说:“德国人的炮击结束后,马上就有上百的步兵在三辆坦克的掩护下,向我军的阵地发起了进攻。米杜奇少尉指挥炮兵,对敌人步兵进行轰击,一度切断了他们和坦克之间的联系,并消灭了不少的德国人。但我们的炮弹很快打光了,少尉同志手举着燃烧瓶迎着敌人坦克冲了过去,和其中一辆同归于尽了。”

    “后来呢?”我继续问道。

    “德国人的第一次进攻被我们打退后,他们退回了出发阵地,再次向我军的阵地开炮。这一次炮击,让我们幸存的指战员伤亡殆尽。少校同志,德国人的步兵已开始第二次进攻,我们快撤吧。不然等他们攻到阵地上来,我们就要当俘虏了。”他边说边拼命地扒土,想尽快把我从土里刨出去。

    当得知坚守阵地上的指战员们几乎全部壮烈牺牲,再留在这里已没有任何意义,我当前能做的,是想方设法尽快脱离险境,于是也赶紧配合着伊万往外扒土。

    当我俩狼狈地逃离阵地时,已经可以隐约地看到德军的钢盔在战壕里晃动。冲下山坡时,我看到通道里已经没有任何能活动的物体,遍地都是血肉模糊的尸体,有指战员的,也有那么随部队转移的平民百姓。

    我猜测伊万是不是早就猜到我们会打败仗,就提前探好了路。这不,从阵地上一下来,他就领着我迅速地进入东面那片一望无边的森林。我跟在他的身后,在森林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跑着,跑得上气不接下气,眼前的景物也逐渐地变得模糊。

    等到伊万停住脚步,告诉我说:“少校同志,行啦!这里应该安全了,先休息一会儿吧。”

    我一屁股坐在地上,背靠着一棵大树,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

    没等我把气喘均匀,突然听见旁边响起一个雷霆般的声音:“什么人?谁都不许动,把手举起来!”

    我本来地去抓步枪,发现刚才和伊万逃跑时,根本没顾得去拿枪,不过好在手枪还在,连忙把手伸向了后腰,迅速地打开了枪套,拔出了手枪,瞄向了声音传来的位置。而赤手空拳的伊万,连点反抗的打算都没有,乖乖地举起了双手。

    从树后转出两名端着步枪的战士,一看他们戴着的钢盔穿着的军服以及披在身上带帽的雨衣,就知道是自己人。我连忙垂下了枪口,站起身来,大声地问:“你们是那一部分的?”

    对方看我放下了枪,也放低了枪口,回答说:“我们是《勇敢报》编辑部的警卫班。”

    “《勇敢报》编辑部?”我想起了刚才和我顶牛的那名政工人员,急忙问:“你们的负责人是不是营级政治指导员扎利洛夫?”

    “是的,指挥员同志。”两名战士听我说出了编辑部负责人的命令,脸上都露出了欣喜的表情,连忙问:“在刚才遭遇德国人炮击的时候,我们和指导员他们跑散了。您知道他们的下落吗?”

    我摇了摇头,说:“对不起,战士同志,我和我的战士是才从阵地上撤出来的,误打误撞来到了这里,扎利洛夫指导员的下落我也不清楚。”

    看到两名战士一脸失望的表情,再看看我和伊万灰头土脸的狼狈相,我突然觉得应该和他们组队,然后再想办法从德国人的包围圈逃出去,去寻找方面军的部队。于是我试探地问:“战士同志,既然你们和编辑部的同志们失散了,不如和我们一起走。等我们脱离了险境,再慢慢打听扎利洛夫指导员的下落也不迟。”

    “是啊,两位朋友。”伊万在一旁为我帮腔说,“德国人如今已经攻占了通道两侧的高地,要是我们返回去的话,不是被打死就是被俘虏,还不如在森林找一条路,逃出德国人的包围圈,等回到部队后,再去打听其他人的消息。”

    两名战士听完我们的话,有些犹豫不决,站在原地迟迟没有表态。伊万上前揽住两人的肩膀,大大咧咧地说:“行了,别考虑了,和我们一起走吧。”就这样,在伊万的劝说下,两名战士终于同意和我们结伴同行。

    我们在原地休息了半个小时,又继续往前走。由于没有指南针之类的工具,我们很快就在茂密的森林里迷了路。虽然外面还是阳光明媚的大晴天,但在密林中的光线已如黑夜,环顾一下四周漆黑的丛林,不禁感觉心里发毛,连忙伸手抓住前方伊万的皮带,免得他走得太快,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。

    不知道走了多久,我们终于从黑暗中走了出来,来到一片树木稀疏的地段。伊万率先来到一棵大树旁,径直背靠着树干坐下,说:“我走累了,大家都坐下休息一下吧,吃点东西喝点水再继续走。”看到我们三人不声不响地在他旁边坐下,他又拍拍离他最近那名战士的肩膀,就像和老朋友聊天似的说:“喂,我说战士同志,有吃的吗?分点给我们吧,我和少校同志可是一天都没吃东西了。”

    那位战士从背的包里掏出一小块用纸包着的面包,递给了他。伊万也不客气,打开了纸包,拿起面包撕了一块给我,然后他将剩下的全塞进了嘴里。虽然此刻我饿得前胸贴后背,但是还是客套地问那两名战士:“走了这么久,估计你们也饿了,这面包还是你们吃吧!”说完,把面包递到了他们的面前,自己却偷偷地咽了一下口水。

    两名战士连连摆手说:“指挥员同志,这面包还是您吃吧,我们这里还有。”

    正当我们在相互推脱的时候,附近传来了微弱的声音:“喂,谁在哪里?是自己人吗?”

    “什么人?!”伊万大吼一声,从一名战士的怀里抓过步枪,朝声音传来的方向冲了过去。我们怕他吃亏,也紧随其后,我在站起来的同时,把那块面包塞进了自己的嘴里。

    离我们刚才待的地方不远的一棵树后,一名戴大檐帽的军官背靠着树干坐着,手里握着把手枪正紧张地指向我们。“政治指导员同志,是您吗?”两名战士从我的身边跑过去,上前搀扶那位指挥员。

    我听到他俩的称呼,知道躺在地上的人,就是刚才和我在通道里发生冲突的扎利洛夫。于是我很不客气地说:“政治指导员同志,不知您在这里做什么?要知道德国人离这里可不太远,再不走的话,被他们发现了,您就会当俘虏的。”

    扎利洛夫上下地打量了我一番,显然是认出了我,脸上露出了苦涩的笑容,说:“原来是您啊,少校同志。我的腿受伤了,被弹片炸伤的,走到这里,实在走不到了。”说到这里,他停顿了一下,接着又说:“刚才在通道时,您说的是对的,在突围时,为了确保部队的行军速度,有些不必要的东西是可以抛弃的。对不起!”

    本来我还绷着脸,但听到扎利洛夫向我道歉,不禁又有些心软了,连忙换了一副笑脸,友好地问:“指导员同志,您还能走动吗?”

    扎利洛夫苦笑着回答说:“可能不行。你们还先走吧,我再休息一会儿,就去追你们。”

    “指导员同志,您这说的是什么话。”虽然苏军没有不抛弃不放弃的传统,但我既然见得了有伤员躺在这里,就绝对不会一走了之,况且还有和我们同行的两名战士都是他的部下,正好可以让他们当免费的劳力。我转身吩咐那两名战士:“两位战士同志,你们去砍两棵小树,做一副担架,把政治指导员同志抬着走。”

    “是,指挥员同志。”两名战士答应一声,飞快地跑到旁边砍树去了。

    扎利洛夫感激地对我说:“谢谢您,少校同志。”

    我走到他的面前蹲下身子,握着他的手说:“指导员同志,请您放心,我们一定会抬着您走出包围圈的。”

    接下来我俩的谈话就融洽多了,通过闲聊,我才知道原来这位扎利洛夫指导员,居然还是位诗人,本来他一直在莫斯科工作。后来因为第2突击集团军《勇敢报》的总编辑弗谢沃洛德·巴格里茨基,著名的苏联诗人艾杜阿尔德·巴格里茨基的儿子,在冬天的战斗中牺牲了。为了不让这个职位长期空着,所以扎利洛夫从莫斯科被派到第2突击集团军政治处担任了报纸的总编辑。

    两名战士抬着一个简易的担架过来,把扎利洛夫抬上了担架。由于要抬人,所以他俩身上的步枪,就被我和伊万背在了身上。

    我们不知道刚朝什么地方走,只能在森林里向前一直走,希望最后能到达安全的地方。

    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了两天,随身携带的食物全吃光了,结果还是一望无垠的森林里转悠。而大家因为吃不饱睡不好,已经极度疲劳,脚下的步子也迈得越来越小。

    就在我们濒临绝望时,担架上的扎利洛夫突然指着前方惊喜地说:“少校同志,前面有条公路,穿过去就能到达第59集团军的驻地。”听到他这么说,大家顿时又提起了精神,加快行军的步伐。

    走了五六分钟,前面果然出现了一条简易的公路。

    我看到了脱险的希望,绷紧的神经放松了下来,我一屁股坐在地上,对他们说:“快脱险了,我们休息休息再走吧。”

    “不行。”扎利洛夫态度坚决地说:“等通过那条公路再休息,这里没准会有德国人。”

    “我走不动了,你们先走吧。伊万留下。”我真的感觉很累,坐下就不想再动。

    扎利洛夫见我确实不想走,也只好无奈地说:“那好,我们先走,你们尽快赶过来吧。”然后催着抬他的战士加快行军速度。

    就在他们刚刚踏上公路时,不远处传来了马达轰鸣声,不多会儿,出现了一辆德国人的装甲车。见得公路上有人,装甲车上的机枪开火了,子弹哗哗哗地向他们几人飞了过去,一下就把抬担架的战士打倒了。两人倒在地上,把担架上的扎利洛夫摔出老远。

    “不好,有埋伏。伊万,快跑!”见势不妙,我爬起身来,调头就往回跑。